警惕中等收入陷阱的“理论陷阱”

警惕中等收入陷阱的“理论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受到重视而且广泛热议的问题。不过,很多人对“中等收入陷阱”的含义模糊不清,判断一个国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标准与表现一直处于不断变动之中,其成因与实质也是众说纷纭,而对于“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我们需要警惕一些理论上的“陷阱”。

2007年,世界银行发布报告《东亚复兴:关于经济增长的观点》中,首次公开提出“中等收入陷阱”一词,但世界并未就此给出清晰明确的概念定义,只模糊描述为:相比较富或较穷国家,中等收入国家的增长会相对较慢,这也说明了为什么20世纪的世界经济没能缩小贫富差距。东亚中等收入阶段国家面临一些困难,即东亚国家缺乏规模经济,依赖要素积累战略的话,可能会导致逐步恶化的结果。已出现资本边际收益递减的,拉丁美洲和中东一些中等收入国家是其中案例。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发达国家不是一天长成的,每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都是从低收入阶段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再上升为高收入阶段。长期历史数据表明:经济发展的各个阶段都存在着经济快速增长与经济缓慢增长现象,经济增长停滞不仅存在于中等收入阶段,也存在于低收入阶段和高收入阶段。

事实上,美国在中等收入阶段也并非一帆风顺,从1860年—1962年的102年间,美国经济历经频繁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大的经济危机就有11次,1929年—1933年的经济危机甚至引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大萧条,经济增长停滞甚至衰退。高收入阶段的美国也屡次爆发经济危机,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同样使得美国经济大幅衰退。因此,无论是低收入、中等收入还是高收入,收入水平与经济增长陷阱并没有必然联系,世界上不存在所谓收入陷阱,而可能的是道路陷阱。

不仅中等收入国家会落入发展陷阱,低收入阶段国家和高收入阶段国家也会落入发展陷阱;不仅存在着中等收入阶段发展陷阱,还存在着低收入阶段发展陷阱和高收入阶段发展陷阱。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概念,若单纯将收入水平与增长陷阱挂钩,不论国家大小、人口多少、资源多寡、技术水平、制度差异等各种现实状况,以经济增长率和中等收入水平停留时间为标准衡量一国经济发展状况,并以此作为依据制定相关的解决方案,不仅抹杀了各国经济发展的多样性、复杂性、差异性,也将经济发展的外部影响因素抹除,炮制了“中等收入阶段注定低速增长”的决定论。

同时,由于中等收入陷阱概念仅仅聚焦于经济发展增速,片面强调短期经济增长速度以及增加经济总量,以作为评判经济发展政策成功与否的目标,不仅可能使中等收入阶段国家忽视经济转型升级的长远效益、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体利益,过分追求短期经济增长与表面繁荣;更有可能扰乱经济增长的客观规律、阻碍产业体系的升级转型进程,损害经济社会的整体全面发展、打乱国家长期发展进程。

中等收入陷阱概念存在强烈的理论迷惑性与误导性,单纯地将收入水平与增长陷阱关联,产生“只要步入中等收入阶段,就会注定经济低速增长”的理论导向,草率断定发展中国家进入中等收入阶段遭遇经济增长陷阱的合理性,这是有意识制造理论迷惑。

中等收入陷阱概念还存在着泛化与滥用问题,似乎一切发生于中等收入阶段的经济发展停滞、政府治理问题、社会民生问题、思想文化问题、生态环境问题等,通通可以归因于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现在,中等收入陷阱几乎已经成为解释中等收入阶段国家遭遇发展问题的“万能”借口。中等收入陷阱甚至已经成为论证中等收入阶段国家遭遇经济增长停滞、贫富分化悬殊与社会问题频发的不证自明预设前提,中等收入陷阱由此陷入因果循环论证的逻辑悖论。事实上,中等收入陷阱并非是一种普遍的客观现象,只是一种未能提供发展政策促进中等收入国家增长的预设判断。

从一定程度讲,中等收入陷阱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的隐性版本。世界所制造的中等收入陷阱,预先设定了中等收入陷阱的标准与范围、规定了中等收入陷阱的表现与特征、提供了解决中等收入陷阱的方案与策略。

2018年爆发的中美贸易战以及美国强制芯片断供事件,清楚地显示了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制造行业垄断壁垒以获取高额垄断利润,从而维持发达国家的高额收益。这无比清晰地证明:如果不突破发达国家的产业垄断、科技垄断以及金融垄断,发展中国家无论如何对内实行改革、调整经济发展策略,都难以跨越中等收入阶段。

由此看,如果不认真分析和辨析,中等收入陷阱的命题和概念将会误导发展中国家发展方向,阻碍中等收入阶段国家探索符合自身发展实际的经济发展道路与制定切实可行的经济政策;同时,也会为低收入阶段国家实现经济起飞、高收入阶段国家维持经济发展优势提供归因错误与理论误导。

由是观之,拉美国家掉入的不是中等收入陷阱,而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陷阱。20世纪80年代以来,并非只有中等收入国家落入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布下的发展陷阱,低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也落入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误导的发展陷阱。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全球扩张,不仅使得中等收入阶段国家深陷发展陷阱;低收入阶段国家难以实现经济起飞与持续增长,摆脱低收入阶段发展陷阱;高收入阶段国家也难以避免遭受发展陷阱,经济发生停滞甚至倒退,甚至退回中等收入阶段或者低收入阶段。非洲地区、拉美地区以及日本正是低收入阶段发展陷阱、中等收入阶段发展陷阱以及高收入阶段发展陷阱的典型案例。

当前世界对于中等收入陷阱的过分强调,恰恰没有充分认识到以拉美为代表的中等收入国家落入发展陷阱的本质。中等收入陷阱概念,遮掩了西方国家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政策在广大发展中国家改革失败真相,遮掩了隐匿于背后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陷阱;还极易将错误的经济政策合理化,成为错误发展道路、错误经济政策的替罪羊。典型如“拉美国家的中等收入陷阱”,正是由于实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发展道路,导致拉美国家至今深陷发展陷阱泥潭,成为糟糕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陷阱的遮羞布。中等收入陷阱很大程度上成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辩护借口,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糟糕的经济成绩单提供合法性证明。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不仅严重影响了发展中国家以及发达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根基,使得发展中国家长期积累的民族资本流失;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社会结构遭到破坏,发展动力与发展能力受到极大削弱,经济主权受到动摇,经济依附程度不断加深。

所谓新自由主义经济学,通过金融化与全球化两大支柱,从时间维度与空间维度修复是资本积累矛盾,全球化与金融化的联姻赋予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强大力量。不受监管、自由流动的金融资本已经越出国家边界联合形成国际垄断资本,特别是高新科技加持下的虚拟金融资本已经达到资本的最高形态,金融资本居高凌驾于实体经济之上,虚拟经济日益主宰经济生产。金融化使得国际金融资本取得世界范围内的主导权,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发展严重失衡。

当代西方社会学家戴维·哈维甚至直言:“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就是将一切都金融化,金融从此不仅掌控其他一切经济领域,而且掌控国家机器和日常生活。”1997年-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昭示了快速金融自由化的巨大危险,而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则再次呈现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金融化的结构性矛盾、必然结果与巨大危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推行的金融自由化政策将世界带到危险境地。

作为一种全球霸权秩序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使得当今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全球贫富分化严重、各国矛盾冲突加剧。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金融化苦果,招致底层民粹主义的泛滥,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全球化恶果,触发逆全球化浪潮的兴起。因此,主导全球逾40年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已经使得世界再次走到人类社会发展的新十字路口。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当今世界前所未有地面临新的发展难题,陷入新的发展困境。

迄今为止几乎所有主要高收入国家,都是在20世纪80年代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改革之前脱离中等收入阶段到达高收入阶段,20世纪80年代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改革之后,几乎所有中等收入阶段国家都一直停留在中等收入阶段。迄今为止,所有落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毫无例外地都实行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改革,所有实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改革国家,都无一例外地掉入经济社会的发展陷阱。由此可见,所谓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实质就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陷阱,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可以说是当前世界经济发展困境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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